重新理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意图和目标|专访方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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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挥向全球,中国应看到自身的金融资源错配、国企改革不力带来的改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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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作者 薛思帆 《财经》记者 肖舒妍 施智梁 | 文

施智梁 |编辑


7月25日,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谈后,发表了共同致力于“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减少补贴、减少贸易壁垒等内容的声明,并称双方都将暂缓进一步的关税行动。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份内容广泛的自贸协定,双方将逐步取消对对方99%商品的关税。


假如美欧日三方真的实现完全的零关税、一体化的贸易融合,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即将出现?


“正如当年朱镕基总理为了加入WTO而主动进行国企改革一样,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同样可以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绝好机会。”7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院长方汉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许多人之前觉得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国的贸易壁垒为手段来实现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让工作流回美国。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实是想降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以达到增加美国出口的目标这个理解对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启示。


方汉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和劳动力经济学。除了贸易问题,本次采访中他还对中国的社保制度和房价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美贸易摩擦可以成为深化市场改革的契机


《财经》:有观点认为美国觉得过于开放吃亏,所以特朗普政府要降低一些开放度,您对这种观点持何意见?


方汉明:从这两天的事态来看可能有新的视角。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他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都很强硬,这两天美国和欧盟已经表达出希望大家都能做到零关税的意愿。所以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降低欧盟、日本等对美国征收的关税。


许多人之前觉得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国的贸易壁垒为手段来实现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让工作流回美国。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实是想降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以达到增加美国出口的目标。


这个理解应该对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启示。


重新理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意图和目标|专访方汉明

2018年7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联合记者会。图/视觉中国


《财经》:本国的就业机会是特朗普当选时的承诺,也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方汉明:首先,部分媒体使用的“贸易战”这个字眼值得推敲,我觉得用“贸易摩擦”更加合理。要想真正了解特朗普在贸易方面的政策,就需要了解特朗普是怎么当选的。


特朗普的当选是反全球化大趋势在美国的表现,和英国公投脱欧是类似的。为什么会在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的浪潮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总体福利是有好处的,这个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没有争议,但是全球化对不同人群带来的福利分布不均。


美国的“铁锈地带”工人失去了工作,但资本拥有者的回报率提高了,因为他们的资本可以进行更有效的全球配置。政府理论上应该从得益的人群提高的福利中拿一部分去弥补福利受损的人群,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好这类收入再分配,或者说做得不够,所以在国内产生了很多觉得自己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利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的原因,特朗普代表的很多选民是美国中西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工人。上台以后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让他立刻认识到,他能继续执政的唯一可能是做出努力实现他对选民的承诺,也就是说,他想要的是让就业回流美国,给这些人重新提供就业机会。


为实现这个目标,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减税,特别是企业收入税。


第二,减少监管,因为他认为很多监管是增加企业束缚的,使得企业家运营成本很高。他有一句话是“每一个新的监管条例的提出都要减少十个已有的”。


第三,国际方面的政策就是贸易问题。特朗普认为,美国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日本、加拿大、中国、欧盟相比美国来说都有很多贸易壁垒。这个观点不是空穴来风。1987年他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就针对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觉得美国人很愚蠢,把自己的市场向日本完全敞开,但日本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只有他这样的“商人”,才能跟别的国家谈判,改善这种情况。做了总统以后,他确实是这么做了,当然现在他眼里贸易摩擦的最大目标成了中国,所以2018年他对中国有动作。


《财经》:此轮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何在?


方汉明: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机会。当然,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的指责让中国人很反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摩擦不是通过国会立法,而是通过301和232条款(分别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这两个条款授予总统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来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在目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下指望国会通过贸易立法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美国强硬的关税威胁,我认为一些应对措施有待商榷。比如“对等地提高关税”,实际上不可能对等。因为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大约5060亿美元,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0亿美元左右,这子弹是要打完的。国内还有人说,可以威胁对美国在华的企业动手作为谈判筹码。我认为这些做法是不明智的。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让工作回流美国,如果我们在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危及在华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环境的话,它们反而就更有动力撤回到美国。这不就是特朗普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财经》:那么中国的应对措施应该是什么?讲到改革,哪些方面需要深化?


方汉明: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好办法就是深化改革。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从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粗犷式增长模式转型为以创新创业为引擎的、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但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必须要有对应的深层次改革措施。比如说,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有效性。金融市场改革很难,因为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比如取消国有企业在部分行业不合理的垄断权,扭转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让民营企业平等竞争。比如发展保险市场,满足企业和家庭对风险规避的需求。这些改革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改革中遇到了很多阻力。


我认为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换个角度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方面的优惠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国企规模很大,民企融资艰难。这种金融资源的错配很明显地表现在Fortune 500的中国企业上。中国企业在Fortune 500上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了,但是上榜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


此外,这个排名是按照销售额来排的;如果按照回报率来排,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排不上了。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率不高,这是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息息相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改革非常难。


外因有时也能促进改革。比如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做国企改革也非常艰难,但他当时就认识到,中国想加入WTO就要做国企改革,这是迟早的事情,要么自己主动做,要么到时候不得不做,因为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在加入WTO以后只有倒闭一条路。


当然,今天的国有企业和1998年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但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国有企业享有很多从经济学原理来说不合理的垄断权。国有企业应该涉及的行业应该限于涉及到国家安全,以及市场由于外部性,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失败的行业。市场失败与否应该是由经济学家做研究以后来判断的,而现在有些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要求。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40年改革成功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两个:一是深化市场的作用,二是对外开放。我们必须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财经》:中国劳动力市场会否因为这次外部性影响受较大冲击,抗压性如何?


方汉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强的调整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接近自由市场的,因为企业在雇佣、解雇部分员工方面都比较自由,政府的干预比较少,可以说接近教科书上经典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虽然名义上有一些户口的限制,但是实际上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还是比较顺畅的,劳动力的工资信息也比较透明。别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比中国多很多,它们监管的初衷也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也对企业用人、解雇人筑起了很多壁垒,使得它们的劳动力市场不像中国的这么灵活。


当然,我们也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部分城市推出了“清理外来人口”的政策。我认为这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所谓“外来人口”,其实是愿意来某些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外地人员;他们自愿地来到大城市做一些他们能做的工作,为什么要清理?清理外来人口更像是政府官员的形象工程,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也会对今天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中国很幸运,在自动化大的浪潮出现之前有了大概40年的时间解决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就业。接下来机器人浪潮可能会对生产力低的人群就业产生冲击。


应对方式有两种:第一是对受到机器人浪潮影响的人进行新技能的培训,政府必须从财政上来支持因为自动化而失业的人的再就业的费用。第二是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人的差异性很大,有些人在未来的劳动市场上会出现问题,政府就有必要保护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因为社会总体财富会因为自动化而提高,政府就应该做好再分配。可以说,自动化也可以让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目标。


《财经》:劳动力市场弹性大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产生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调整的壁垒不高?


方汉明:实际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出现都会对部分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里有大概25万左右的打字员;在汽车业出现之前马车夫和养马人都是很大的行业。这些职业今天都没有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会带来相似的冲击。自动驾驶的出现,肯定对司机这个行业有大的冲击。


我们一方面希望劳动力市场有弹性,技术较低的工人能有办法先去其他的行业就业,但更希望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比如机器人会替代工人,但也会带动很多附加行业,这些附加行业可以雇佣大量的人。


问题是,这些新的附加行业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被替代的行业的技术是不一样。尽管中国人吃苦耐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做他们并不很喜欢做的事情,从政策上说更重要的还是给他们提供新的技术培训,引导他们转移到那些新的行业。


比如美国有一种Trade Adjustment Subsidy(贸易调整补贴)。美国政府意识到国际化会对某些就业产生影响,因为企业在国际化中会进行外包。这些外包企业是要给美国劳动部交钱的,它们交的钱就被用来作为培训因贸易而失业人口的培训费,当然这些补贴显然不够高。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政策来帮助工人克服自动化浪潮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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