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在悼词中这位党外人士被称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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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在悼词中这位党外人士被称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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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是沧桑过后说真情,是“挨了多少年打的老孩子” [原创文章:www.666j.com]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在悼词中这位党外人士被称为“同志”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在悼词中这位党外人士被称为“同志”1984年年初,王光英初到光大时在一艘游艇上合影。前排左一为孔丹,左二为王光英,左三为李嘉诚,左五为李昭。供图/孔丹


“末代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本刊记者/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76期《中国新闻周刊》


10月29日,孔丹正和刘源见面交谈,刘源告诉他:“我舅舅这两天病危了。”


当晚,消息发布:王光英因病于2018年10月29日21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孔丹给王光英女儿王米发去唁电:惊悉令尊光英前辈仙逝,悲恸有加。世纪老人献身国家民族,居功至伟,永享英名。特此顿首再拜,以表悼忱。


陈毅之子陈昊苏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的身份,托对外友协办公厅向王光英家属发去唁电,并赋诗《悼王光英老》:百岁人生国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间合作存遗爱,无限青春继志来。


正在上海的万里长子万伯翱也准备回京吊唁,王光英原秘书回复他,家里未设灵堂,丧事从简。他于是给刘源发去唁电:国舅爷(圈中晚辈对王光英的习惯性称呼)永远活在我们万家心中。刘源很快回复:谢谢大哥,我一定转告他们。


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同志”有两重含义: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向他道歉。


“王旋风”


1980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会散场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并排站在东门的台阶上等车。


香港和外国记者们立刻围了上去。王光英说:“这是我们兄妹出狱后第一次在一起亮相。”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亲自起草了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分送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机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了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写报告只是为了反映情况,提出见解,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英文名为EVER BRIGHT,中文名有两个: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王光英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


王光英偕夫人应伊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宴请英、德、日、法等18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推介光大。他说:“做生意当然是要赚钱的,但光大公司有条原则,,是让外国朋友先赚钱,然后我们再赚钱。”


在北京宣告成立后,王光英率公司一批高级职员南下香港。他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香港各报社也派记者参加。有位女记者问王光英:“你说你是民间资本家,请问董事长,你有多少资本?”王光英答道:“你是香港记者,一定知道西方人的习惯,向男士不问钱财,向女士不问岁数。不过你提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光大的资本是民间的,但在国内有强大的后盾。”


他一到香港就向记者谈:“光大是民间企业,不搞官商那一套。”香港记者问:“你带来了多少资本?”他说:“我还来不及向中央汇报,现在你要我先向你汇报吗?”


他强调,光大到香港是来做生意,不是抢生意的。他说,光大的宗旨主要是为内地建设服务,以“买”为主。“光大公司实行董事长负责制,我在香港是向国家负全责的。不过,按照我国体制,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是国家的雇员。


从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光大成立期间,孔丹正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张劲夫分管中信和光大的联络工作,他因此和荣毅仁、王光英都有了接触。


当时,孔丹即将离开张劲夫秘书岗位,面临着人生选择。他有机会去北京市、上海市政府任职,从小相熟的中信集团创立人之一王军代表荣毅仁力邀他加入。王光英也给张劲夫写信说: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


孔丹由此与光大和中信两家公司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成长为光大集团总经理、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荣毅仁的中信(总部在北京)和王光英的光大都是直属国务院的公司,由中央正式发文明确按部级机构设立,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光大的印章上是一个五角星。


从发展思路上,荣毅仁很早就把很多部委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起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不同,他把总部设在香港,大胆起用了比较年轻的人。


孔丹希望去接触新的事物。他考虑,在光大可能个人发展空间更大,王光英的邀请信也非常诚恳,而且光大设在境外,会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最后,他选择了光大。


红色“表叔”


日本记者采访王光英时说:“我们开门见山讲吧,你在我心中有种神秘感。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楚。”


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爱在他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


一位《大公报》老记者曾总结,王光英作为一位企业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国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称为成熟或渐入佳境阶段;创建光大后,可称为作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1957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王光英1985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在香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他刚到香港时,香港企业界是带着一些怀疑的眼光的。《王光英传》写道,他们说:“现在王光英成了光大集团的‘王大老板’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什么模样呢?他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了许多事情,然而风云骤变,‘金猴奋起千钧棒’,马上被送进了大牢,差一点丢了性命。今天座上客,明日阶下囚,说变就变。”


有一次,有位领导人问王光英,怎么搞的,你的公司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多?王光英笑着回答:“也许是因为我的公司太肥了!”


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得靠真本事赚钱,任何资本家都没有特权,这才是市场经济。自己是入乡随俗,在内地打球按内地规则打,在香港打球按香港的规则打。“有人要我按内地的方式搞香港公司,我不同意,所以有分歧。”


1986年秋天的一天,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金庸在中环的上海总会宴请王光英夫妇,《明报》编辑石贝也一起参加。


聊起“文革”时,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8年,光美关了13年。”石贝问:“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王光英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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