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惯性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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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文 |张月

编辑 |赵涵漠

图 |受访者提供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她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四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透支她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说我因为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嘛(笑),你必须要做的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人生的寂寥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董卿惯性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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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的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笑),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2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20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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