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设计者、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辞世|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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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设计者、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辞世|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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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媒报道,著名建筑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于10月11日去世,享年80岁。重发十年前本刊专访,以念大师

“他们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我从来也不想假装成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我知道,这是座非常好的建筑,我们在建造未来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本文首发于本刊2008年第114期

原标题《保罗·安德鲁 我时刻都在怀疑自己》

全文约4744字,细读大约需要12分钟


“我是个年轻的作家。”


70岁的保罗·安德鲁这样介绍自己。


两本小说,两个演讲,两场媒体招待会,安德鲁的上海行程被排得满坑满谷:3月9日中午,他在外滩5号给外国友人念诵《国家剧院》的篇章;下午,他出现在上海书城,向中国读者签售新书《记忆的群岛》。3月10日中午,他吃着海鲜蔬菜色拉,向餐桌边的西方记者讲述他的中国见闻;下午,他坐在绍兴路老洋房里,接受中国媒体的轰炸提问;晚上,他在同济大学还有一场名为“设计的文化与技术意义”的演讲。随后,他将飞回巴黎,或许飞机就停在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那是他29岁时的成名作。


“当然,我更是位年长的建筑师。”


每年,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旅行者,在全然不知其名的情况下体验过这个法国人的设计:从戴高乐机场开始,他先后主持设计了开罗、尼斯、雅加达等全球大约50座机场,以独有的方式实现了空间的跨越。


“很多建筑师能在一些选项中做出选择,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只会给出通用的做法。一些人可以那样做,但我绝对不能,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寻找解决方法的整个过程,我就无法做出任何一个选择。在我设计的建筑中,95%我都亲身参与。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你能做什么往往与你对事物的怀疑成正比。怀疑是一种动力,你必须怀疑。事实上我时刻都在怀疑,怀疑自己的工作,从不轻信任何人、任何事情。”


在中国,安德鲁设计的第一件作品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城市版图上的扩张,又设计了广州体育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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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安德鲁在皇城根前动土,开始设计意义重大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当人们热议这枚法国人制造的“蛋”是否体现中国特色的时候,安德鲁坚信自己的作品跨越国界,属于未来:“我一直记得高迪谈论神圣家族大教堂时说的这句话(他知道无法将之完成),‘其他人会完成它的。’那是对生命、对时间的怎样的一种信任啊,他在我们所有人之上摆置了一种无法达到的绝对,因而相对化了所有创造中包含的绝对个性。”


10年后,国家大剧院落成,安德鲁成了明星,他的蛋形设计似乎成了某种特立的建筑风格,但他并不想成为某种风尚的引领者,“风格的概念对于自尊的创造者而言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我十分讨厌建筑师是时尚引领者的说法,我从不认同。国家大剧院前后延续了10年,10年时间早已没有什么时尚可以流行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一个项目选中了你,或许让你成名了,但并不意味着你开创了一种时尚。时尚会让你迷失。当你进入一个项目的创作设计中,你必须保持独立的自我。当然,国家大剧院是我此生最重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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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说,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


鸭蛋、牛粪、水母、海蜇皮……,伴随着铺天盖地的争议,国家大剧院有一堆让人津津乐道的绰号。“我很少看到鸭蛋。大约60年前我吃过鸭蛋,只记得鸭蛋壳带青绿色。不过时间越久,我越喜欢‘蛋’的绰号。比起其他绰号,‘蛋’将更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去。”


10多年前,安德鲁发现刊登在《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决定竞标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上海,我和合作伙伴达米基叶讨论了那篇文章的内容。我说,我们应该参加这个竞赛,这将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也会学到新东西。他非常同意我的意见。竞赛之初,我从没期望我会赢。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通过了竞赛第一轮,应该能过第二轮。最后过了四轮。这表明我们远不止是机场专家。如果我们没有参赛,那才是真的失败。”


安德鲁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董强(《记忆的群岛》的译者)聊起一件轶事:在大剧院设计图纸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重要关头,朱 总理接见了他。安德鲁匆忙出发,急切中,竟然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谈话过程中,朱总理突然将眼睛往地上看。窘迫的安德鲁以为朱总理看到了他两只鞋子不同的“熊样”,结果,朱总理一字一顿对他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假如有一天,有51%的中国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安德鲁非常敬业,一个月来一次工地。让人感动的是,退休后的这两年,他都是自费从法国来工地。”国家大剧院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姜维回忆道。


为了从不同地点与角度拍照,安德鲁几乎走遍了长安街。一有时间,他就登上景山,或到紫禁城最高的平台上去看大剧院的外观。


“这是个有难度并且会受到很多苛求的职业。它会带来短暂的欢愉,有时不免会有许多失落。由于评判者对设计作品往往不甚了解,有时会很轻视它,对设计师来说,这样的痛苦简直难以忍受。”


在上海书城签售会上,他向一位建筑界老者袒露,自己一度曾想放弃大剧院的设计。


“那时,我们接到指示,要修改建筑的位置,要求从紫禁城和天安门不能看到它。我们被要求将大剧院退后70米。这让我非常气愤——你们不能把我的建筑像家具一样移来移去!之后,我们不停地修改,修改,再修改。”说着说着,这位羞怯的法国绅士提高了嗓门。


如今,大剧院正式运营已有数月,但景山上那些打太极拳的老人不时还是会冒出一句,“这叫啥玩艺儿呢?”面对争议和压力,安德鲁说:“他们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我从来也不想假装成对中国文化很了解。我知道,这是座非常好的建筑,我们在建造未来的传统,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自身的价值。”



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会成为杀手


“圆形与人性之间,存在一种隐密的、甚至构成性的关系。”这是《记忆的群岛》里的一句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报告厅。


灯光暗了下来,屏幕上投射出安德鲁的演示文档。


第一页:龙头下的水珠;第二页:树叶上的露珠;第三页:睫毛上的泪珠。


“它们的形状都一样。那这是什么?情感!”


闲聊文学时,安德鲁告诉记者,他十分喜欢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有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感情。”他提到了《檀香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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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被问及2004年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坍塌事故时,安德鲁的叙述令人恻隐:原来,他的内心有“泪”,甚至受着“刑”。


“每次飞机降落在你设计的机场时,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一名记者伸出录音笔。


“很不平静,我总担心自己有什么没做好。”


“坍塌事故发生时你在做什么?当时的第一反应?”


“那是个星期天,我恰巧在北京乡下,那里没信号。当我进入城区,接到一个电话——‘请你告诉我那幢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甚至不知道在和谁说话,‘你是谁?’‘我是电视台的,快告诉我们怎么会出事的?’‘什么?’那记者很激动——‘我说的是真的,他们死了,死了!’哦,天哪!我一下懵住了。就这样,我得知了那条不幸的消息。这一切实在太可怕了。你从没想过自己设计的建筑会成为杀手,你甚至不能理解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我的设计已通过各项测试,我知道那不是我造成的,但技术专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我返回戴高乐机场,那一刻,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试图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但对我很难,可以说,至今我也没有恢复过来。”


面对这个问题,安德鲁不停地变化他的手势,双手合掌,十指相扣,难掩内心的紧张。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噩梦?可是……可是……”他的话音开始颤抖,眼里噙着泪。


“对不起,我不该问。”七旬老者的伤疤被揭开,那位提问的记者似乎有些后悔。


“没关系,毕竟,这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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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安德鲁


反对在大剧院内部引入中国元素


人物周刊: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认为,您的国家大剧院方案跟周围毫无关系,说得严重些,可以说是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和历史持一种不尊重的态度,您怎么看他的评价?


安德鲁:(大笑)要不是他那次竞标失败,他该不会那么尖刻。我记得他的方案,如果我的设计持有不尊重的态度,他的就更不尊重了。我和他有交往,要是碰到他,我敢说,你可别那么说,你的评价是蠢话,想想你自己的方案吧。(笑)


人物周刊:不少人批评您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没有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听说您也曾考虑用书法这样的中国元素进行内部装饰,后来为什么又放弃了?


安德鲁:事实上,我彻底抵制在建筑内部引入中国元素。但是,我从不否认这座建筑是中国的,相反,我始终确信,它的建造将是一种发现和冒险的奖赏,而并非一种计算的结果。  


笨拙地仿效古代文化,使用几种记忆中留存的形式假装得到古文化的护持,这是不恰当的。简言之,在大剧院中不要有“中国特色”,不要不伦不类。尽管这样,并不妨碍这个建筑仍然是“中国式”的。不要“法国特色”,也不要“中国特色”。


人物周刊:贝聿铭在卢浮宫前造“金字塔”时也引起过不少争议,这和国家大剧院遇到的情况相似,您怎么评价他的设计?


安德鲁:当年我手头翻到过这样的文章,上面写道:“法国文化如此精致、优雅、奇特,这个中国出生、美国工作的建筑师怎么可能理解我们法国的文化?他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他不该造那玩意儿!我们要另找能领会法国文化的建筑师!”


当时这样的批评很多,我曾试图劝阻他们。从实用角度出发,卢浮宫要造个入口,它必须在地下,要有个玻璃屋顶,贝聿铭的设计满足了这种需求,是个成功的作品。事实上,它的出现终结了建筑史上关于功能主义、美学价值等话题的永无休止的争论。有人说它借鉴埃及金字塔,我说那是扯淡,那只是个四角锥体,它并不只属于埃及。


有人因为埃及的原因说贝聿铭的“金字塔”是坟墓,也有人说我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像坟墓,我很蔑视这些说法。


人物周刊: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说,中国满足了外国建筑师的野心。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安德鲁:在我看来,有野心的应该是中国。作为一个迅猛发展的国家,中国建造许多高楼,以此证明它的实力。作为建筑师,,我们是服务者而并非指挥者。当然,无论我们为谁工作,都不服务于指挥者,建筑师所服务的是建筑项目。


人物周刊:世界的面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您喜欢这种趋势吗?您的建筑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安德鲁:我想说,有两样东西必须区别对待:一个是令世界变得越发相似的全球一体化,另一个则是某种普世的概念。我反对全球化,但我始终相信存在普世的东西。就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说,我们每个人哭的样子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当我们难过时,内心深处所感到的悲伤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些人会哭,一些人忍住了泪水。


建筑首先是普世的,然后,通过与当时当地各种条件相结合,拥有它具体的造型。正如国家大剧院,它是在中国建的,用的是中国的材料,还是由中国人造的。你们以后会相信,国家大剧院确实是中国的。



我最重要的设计是国家大剧院


人物周刊:您是如何步入建筑师这一行的?


安德鲁:建筑师是我并不了解它的时候选择的职业。事实上,22岁之前,我甚至没见过什么建筑师。我父亲是位数学老师,他一直希望我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早先我学习物理,后来爱上了绘画,但我明白,父亲若知道我想当画家,他一定会气炸的。因此,我选择了建筑,因为我喜欢画画,当然我也擅长物理。现在看来,22岁的我似乎做了件大傻事。对于那些不确定要做什么,只想以最快方式赚到最多钱的年轻人而言,建筑师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是一个占据了——甚至可以说霸占了你的生活的职业。


人物周刊:在您设计的全部建筑中,哪个是您最喜欢的?


安德鲁:我喜欢所有这些作品。如果你问我,哪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当然是国家大剧院,因为它在北京的中心地带,这里是中国人价值观的诞生地,而且它花费了我10年时间,我从未承担如此责任重大的项目。


人物周刊:有人说,建筑师的妥协是有底线的,何种情况下您会做出妥协?


安德鲁:坦白说,我从不妥协,我憎恶“妥协”这个词。我可以理解,试着变换思维。但是,“妥协”是对钱或者权力的让步,我绝不妥协。我的目标是在史册里载入一个漂亮的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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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114期

文 / 本刊记者李乃清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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